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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起于年，清代止于年。这一时段，中国气候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总体上以寒冷为主。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冷暖阶段性波动看，明清时期所处的寒冷气候阶段约起于14世纪初，还包括了元朝后半段，止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属一个持续约年的寒冷阶段。

第一个寒冷时段

14世纪初，中国气候开始转寒。例如，大德六年(年)，江苏淮安和镇江两地见到毛桃花已盛开于清明(4月4~5日)节前后，而~年江苏镇江毛桃开花盛期为4月1，~年江苏扬州的毛桃开花盛期为4月3日，~年江苏盐城的毛桃开花盛期为4月8日。可见，当时春季的自然物候期与年代~年代初基本相同。

然而，至大元年(年)闰十一月，元人郭界从无锡出发时无锡附近运河已因酷寒而冰，他在日记中写道：

“闰十一月十九日(年1月1日)，早发无锡，舟过毗陵，东北风大作，极冷不可言。晚宿新开河口，三更，舟篷浙渐声，乃知雪作也；二十日(年1月2日)，苦寒，早发新开河，舟至奔牛堰下水，浅不可行，换船运米，至吕城东堰，方辨船上篙槽，皆剑冰也，舟人畏寒，强之使行，泊栅口；二十二日(年1月4日)，晴，冰厚舟不可行，滞留不发。”

年代起，气候急剧转冷。例如，年、年连续出现两个极为严重的寒冬，年，再逢冷夏。因此，元人刘岳申记道：“天历元年(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于是吾乡老者久不见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识者。明年(年)大雪加冻，大江有绝流者，小江可步，又百岁老人所未曾见者。今年(至顺元年，即年)六月多雨恒寒。虽百岁老人未之闻也。吾乡有岁一至大兴、开平者，曰：‘两年之雪，大兴所无；去年之冻，中州不啻过也。六月之寒则近开平矣。有自五岭来者，皆云连岁多雪。”

年的寒冷事件，还导致“太湖冰厚数尺，人履冰上如平地，洞庭山柑橘冻死几尽”。

至正九年(年)春，严寒再袭中国东部，浙江“温州大雪”，至正十一年(年)，元人迺贤有诗云：“分监来时当十月，河冰塞川天雨雪。”显然，阳历11月前后黄河河南段已经出现冰块，而20世纪中叶，黄河河南花园口段冰块出现的最早日期为12月9日。此外，“地素无冰”的岭南广州附近，也常有“结冰”现象，而今地处亚热带南缘的广州长夏无冬，偶有奇寒，如自有气象仪器观测记录以来，只有3年极端最低气温达到0℃(其中年为一0.3℃，年2月11日及年12月23日都为0℃)。上述这些事实表明，当时气候明显较20世纪冷。

14世纪中后期至15世纪前期，寒冷记载较少，尽管可能是因战乱所导致，但也至少能说明当时的极端寒冷事件有所减少；同时，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农牧过渡带)初霜冻害，也明显减轻。明洪武初(年后)，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和林格尔、集宁一带的大同都卫“屯田二千六百四十九顷，岁收粟豆九万九千二百四十余石”，平均亩产已达0.37石(约当今30kg)，与当时河北平原的产量相近。中书省建议乘机将屯军月粮减去三斗，明帝不允，并说：“大同苦寒、士卒艰苦，月粮且勿减，待次年丰熟，则依例减之。

显然，这只是常年的产量，尚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说明当时的气候已有明显的好转。但自年以后，长城以外地区的明守卫却纷纷南撤，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突然转冷而致；直至15世纪中期，极端寒冷事件明显增多。

明景泰四年(年)冬十一月至次年孟春，“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五年正月，江南诸府大雪连四旬，苏、常冻死者无算。是春，罗山大寒，竹树鱼蚌皆死。衡州雨雪连绵，伤人甚多，牛畜冻死三万六千蹄”。

显然，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严冬，因为除苏北沿海的结冰、太湖封冻外，浙江北部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二麦也被冻死，山东部分地区一直到“三月初冰犹不解”。其后，罕见的严冬频频出现。

例如，成化十二年(年)“十二月太湖冰，舟楫不通者逾月”；成化十八年(年)冬，长沙一带“冬大雪，冰冻阅三月，坚硬数尺，路平无砥，无江河阻隔”。弘治六年(年)冬，东中部地区数月笼罩于严寒之中，冻害异常严重。例如，安徽六安“秋九月十三日大雪，至次年三月二十七日止。深丈余……山畜枕藉而死”。巡抚风阳都御史张玮奏称：“十月至十二月内凤阳等府，滁、和、六安等州轰雷擎电，雨雪交作。”

监察御史史瑛也说：“安庆、太平等府自去岁(弘治六年)十一月初以来需雨大雪，连月倾降，冰雪堆集，树木倒折……寒冷异常，民多冻死。”湖南长沙“大雪，冻几三月，冰坚厚数尺，如石路平坦，无复江河沟壑之阻”，衡阳“十月内，大冰，岁终方解”。

江西的北部“交冬风雪连绵……菜麦牛羊冻死殆尽”。此外，在河南各地的许多地方志中也都有该年冬天大雪连续三个月，厚达数尺以上的记载。苏北沿海也有海水结冰，涟水一带“冬，大雪六十日，囊苇几绝，大寒凝海”。之后，气候也曾有过一定程度的回暖，如正德四年(年)“冬极寒，竹柏多槁死，橙橘绝种，数年间市无需者。黄浦中冰厚二三尺”。

《正德松江府志》云：“有香柑一种，出新庄”；“有绿橘、金橘、蜜橘数种，皆出洞庭山。近岁大寒，槁死略尽”。尽管上述史料属严冬记录，但表明在正德四年之前上海一带存在一定规模的柑橘种植。正德八年(年)，“二月大寒，太湖冰，行人履冰往来”，可能也是这一时期的最后一次寒冬。

第二个寒冷时段

其后，气候又进入了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段，不但极端寒冷记载较少了，而且在嘉靖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柑橘种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例如，《嘉靖太仓州志》云：“近年吾城人家多种橘，种类不一，惟衢橘为佳。”

王世懋(~年)所著《学圃杂疏》也说：“柑橘产于洞庭，然终不如浙温之乳柑、闽漳之朱橘。有种红而大者，云传种自闽，而香味径庭矣。余家东海上，又不如洞庭之蜜橘，乃土产蜕花甜、蜜橘二种，却不膏胜之。橘性畏寒，值冬霜雪稍盛，辄死。植地须北藩多竹，霜时以草裹之，又虞春枝不发。”王世懋是太仓人，“余家东海”即指王世懋的家乡太仓。

而在长江沿岸的丹徒、通州、如皋等州县则以种植橙树为主。至少到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柑橘种植未曾间断过，如《崇祯松江府志·物产》载：“橘似柑而小，吾乡之种俱移自洞庭，有绿橘……有黄橘……有红橘……有波斯橘。”

显然，自明朝中叶至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柑橘种植应比较普遍；柑橘品种的多样性，也表明当时柑橘种植可能有较大规模；将防霜冻技术作为常规农业措施，则说明这一地区已是柑橘种植的北界，与年代~年代我国的柑橘种植北界基本一致，需一定的防霜冻措施才能完全越冬则表明，虽然较前一阶段气候有一定回暖，但仍处于以寒冷为主的气候背景中。

由于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存在一定的滞后，且对强度不大的事件不甚敏感，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柑橘种植虽能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但自明后期开始，严寒记载却逐渐增多。

例如，嘉靖三十九年(年)冬至嘉靖四十年(年)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地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冰雪寒冷天气，并导致淮河的一些河段出现封冻；类似的寒冷天气在年冬至年春、年冬至年春、年冬至年春与年冬至年春又相继发生。其中，以年冬至年春为最。

因为淮河下游的许多河段以及苏南和上海的小河流与小湖泊均因此而严重封冻，甚至连绍兴运河也出现严重封冻。这种较为寒冷的气候可能一直持续至17世纪前期；年冬至年春，我国又出现了极为罕见的严冬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以南的大范围冰雪天气持续长达40余日，致使汉水及淮河下游与洞庭湖等大江和大湖也出现严重封冻，长江以南的大量河流和湖泊出现结冰，亚热带和热带果蔬及其他植物出现严重冻害。

直至明末，尽管各地仍有一些寒冷的记载，但缺少大范围的寒冷事件，仅年冬至年春出现过类似年冬至年春的严寒天气。

因此，当时气候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回暖，但仍未回到~年的温暖水平。因为据明末清初(~年)有关日记的物候记载，当时苏州与杭州等江南地区多数年份的春季物候期较年代~年代初的常年物候期晚，各种植物春季物候期平均较年代~年代初迟3天以上。

第三个寒冷时段

17世纪后半叶，极端严冬频繁出现，春季物候期既比年代~年代的常年物候期晚，也明显较前期(~年)春季物候期延迟。在这种寒冷的气候下，河流冻结南界比20世纪中、后期约南移了3个纬度。

因此，康熙帝说：“天时地气，亦有转移。朕记康熙十年(年)以前，四月初八日已有新麦。前幸江南时，三月十八日亦有新麦而食。今四月中旬，麦尚未收。……从前(指康熙十年)，黑龙江地方冰冻有厚至八尺者，今却和暖，不似从前。又闻福建地方向来无雪，自本朝大兵到彼，然后有雪。”

气候的转冷也给农业生产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康熙上海县志》载：“海邑浦东向出川珠早米，故有清明浸种，谷雨落秧之语，然晚稻亦与邻境同。自顺治五六年间，晚种之稻竞秀不实，西风一起，连阡累陌，一望如白荻。颗粒无收，后并早稻之下种略迟者亦然。遂有百日稻、六十日稻，今更有名五十日者矣，不知种从何来。地气变迁，种植之事，今昔大异。”

顺治十一年(年)冬和康熙十五年(年)冬两次寒冷事件，更是导致柑橘冻害，最终导致江西一带柑橘栽培的停止。

年前后，极端寒冬记载频率减少，程度明显减弱，气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迹象。因此，双季稻开始在江苏等地兴起。康熙五十二年(年)，康熙帝指派李英贵带着耐寒早熟稻种“御稻”到苏南试种双季稻，并取得了成功。康熙五十四年(年)又命苏州织造李煦，并“喻知督抚”一起试种双季稻，但由于该年天气不佳，以及未能掌握好节气，后季稻因翘穗头严重而影响了收成。康熙五十五年(年)，李煦扩大试种双季稻，获得成功。康熙五十六年(年)再次扩大试种的面积，此年年景较好，产量达到“十分”之数。

此后，清廷不但在苏南的苏州、南京及苏北的扬州和里下河地区等地大量推广“御稻”，而且还在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大面积推广双季御稻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双季稻种植区。这一种植区的北界与20世纪中后期的双季稻种植北界基本一致，说明当时气候已与20世纪中后期的温暖程度相仿。

乾隆帝显然也观察到了这一回暖过程，并以“气候”为题作诗，形象地道出了他所经历的气候变暖现象。诗曰：“气候自南北，其言将无然。予年十二三，仲秋必木兰。其时鹿已呦，皮衣冒雪寒。及卅一二际，依例往塞山。鹿期已觉早，高峰雪偶见。今五十三四，山庄驻跸便。哨鹿待季秋，否则弗鸣焉。大都廿年中，暖必以渐迁。”乾隆生于年，仲秋即夏历的八月，季秋是九月。

从诗中可以知道在乾隆十二三岁时，即年前后的八月(古人一般计以虚岁，即出生后一过年就算2岁)，木兰围场一带已经下雪，鹿也已鸣叫了，而到年前后的八月，只有高的山峰上偶可见雪，鹿的鸣叫也推迟了；年前后，鹿鸣已延迟到九月了。由此可见在年代~年代的近50年中，木兰围场一带秋季鹿鸣约推迟了一个节气，表明当时的秋季气温是在逐渐升高的。大约在年代后，这一回暖期达到了顶峰。因为自年代起，我国的严寒天气记载又开始逐渐增多，春季物候期又开始明显推迟。

年冬至年春，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又连续3年出现了大雪连阴的严寒天气；其中，年冬至年春最为严重，这一年长江两岸的许多河湖都有结冰、可通行人等记载，宁绍平原一带数百年的樟树都被冻枯，但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却无封冻记载，因而其寒冷程度应大致与年冬至年春的严寒相似；与其前温暖时段相比，江南地区18世纪90年代的春季物候明显推迟，较年代~年代的常年物候期也明显偏晚。此后，年冬至年春与年冬至年春，严寒气候更甚，其中前者的河流冻结记录南界曾达江西抚州以南地区，而黄浦江冻结记载也在消失百余年后，在年冬至年春重新出现。

由于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存在一定的时滞，因而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苏北里下河地区双季稻的栽种自康熙五十六年(年)一直延续到嘉庆九年(年)前后。道光九年(年)《苏州知府批示》所载，“今常田夏始种稻，秋后种麦”，“吴民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刈毕，田始除，秧于夏，季于秋，乃冬才获”，也说明长期以来，稻麦复种是本地的一种普遍耕作方式。

尽管道光十四年(年)，林则徐在苏州试种推广双季稻时说：“且如江北之下河诸邑……闻三十年前，则两种两刈也。”

年，李彦章也说：“有人言江北下河州县·前数十年稻两熟。”但由于气候始终维持在寒冷的水平上，因此，林则徐的这次双季稻推广并没有像李煦等那样获得成功。直至清末，清代农业生产与收成奏报档案中，再无苏北里下河地区双季稻种植，这可能意味着自18世纪末起的寒冷时段一直持续到清末。

从19世纪严冬与北京及江南地区的春季物候变化看，19世纪寒冷期的冷暖变化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例如，年前后和年前后虽然可能相对温暖，但持续时间均较短；其他时段，特别是19世纪后期，不但严冬频繁，严寒程度同整个明清时期的最寒冷时段17世纪后半叶也很相似；个别寒冷年份，如~年的严冬记载，也是自有史料记载以来极为罕见的。

因此，根据上述冷暖变化证据，结合重建的中国东部冬半年气温变化序列，可以看到，明清寒冷期有3个冬半年气温均值明显低于~年均值的百年际寒冷时段。

第一个寒冷时段出现在元朝后期至明朝前期(约~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气温较~年均值低约0.5℃，其间有两个冷谷，分别出现在年、年前后。

第二个时段出现在明朝后期至清朝前期(约~年)，这一时段中国东部冬半年气温较~年均值低约0.5℃，但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寒冷阶段的温度先呈阶梯式下降，其后再快速回暖；其中，前期(约~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气温均值仅较~年均值低约0.2℃，而后期(约~年)却较~年均值低约0.9℃；特别是年以后，气温急剧下降，进入这一阶段的冷谷，这一冷谷持续了约40年，直至年以后气温才明显回升。

第三个寒冷时段出现在清朝中后期(约~年)，这一时段中国东部冬半年气温同样较~年均值低约0.8℃，也存在两个冷谷，分别出现在年与年前后；此外，在上述这三个寒冷时段之间，有两个持续50年以上的相对温暖时段，分别出现在~年和~年；这两个时段中国东部冬半年气温均值与~年基本相当。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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